1946年最正规的股票杠杆配资平台头几个月，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冲突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，双方剑拔弩张，仿佛一场大规模内战随时可能爆发。
冯玉祥坐在南京的家里，看着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，心里很着急。
他虽不再手握军权，没有自己的领地，但他是西北军的老前辈，昔日麾下曾有数十万大军横扫过中原大地。如今虽然退休在家，但他的影响力依旧深远，各地的老部下们依旧对他尊敬有加。
他不能袖手旁观。
冯玉祥以前在那场乱七八糟的北洋军阀争斗中崭露头角，他曾经当过西北地区的军事负责人，自己打理出了一支号称“西北军”的军队。
这支军队纪律严明、能吃苦耐劳、善打硬仗，在军阀割据、派系林立的时代，是真正的强大力量。
1926年，北伐战争开始，他跟着大势，带领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，被编入第二集团军。他们从潼关东出，一路打到了河南和山东。
到1928年北伐大功告成，他的势力已经把整个西北地区都纳入囊中，还牢牢掌控了中原的中心地带，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接近五十万，实力之强，几乎能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并驾齐驱。
但是蒋介石想要的是统一，而不是共同治理。
他掌控了南京那帮国民政府的家伙，手里抓着钱袋子、外交大事，还有那东南沿海最肥沃的地带。从来就没想过真要接纳那些地方势力，全都是他一个人的盘中菜。
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广，手下兵多，名声响亮，所以他自然就成了首要的打击目标。
1929年，第一次蒋冯之战爆发了。
冯玉祥不得不把河南和山东的地盘都交出去，往后只守住潼关那边西边的地方。
一年后，他不甘心失败，联合阎锡山、李宗仁等人发动了中原大战——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。
结果还是输了。
西北大军的主要力量被瓦解，大部分军队被蒋委员长吸收进了自己的队伍里，只有小部分幸存部队逃到了山西。
即便如此，西北军的基础还在，大约还有二十万兵力。
抗战开始后，这些拆分重组的西北军旧部，被分散到各个战场作战。
他们虽然没被当成头牌来用，但总能在重要的时候站出来，打起硬仗来毫不含糊。
台儿庄战役就是个例子。
当年上阵的那几位，比如孙连仲的部队、张自忠的队伍、庞炳勋的阵营，他们原先都是西北军的成员。
他们在装备落后、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死守阵地，硬是顶住了日军精锐的猛攻，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争取了时间。
这场胜利，西北军队的功劳不可磨灭。
抗战胜利后，大家都希望能好好休息，恢复元气。但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要对付共产党，结果让刚刚放下武器的士兵们又上了战场。
1945年11月，那是个关键的时刻。三个队伍，之前隶属于西北军的第30军、第40军和新编第8军，加起来差不多有四万多人，他们从新乡出发，沿着平汉铁路一路向北，计划是直奔晋冀鲁豫解放区，准备大干一场。
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部队在邯郸周边布下埋伏，然后迎头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
这一仗打得非常激烈，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。
只有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在关键时刻倒戈，率领万余人起义，加入解放军的阵营，其余的全部被歼灭。
消息传到南京，冯玉祥坐不住了。
他不是心疼蒋介石的损失，而是痛心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下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被当作炮灰送上了战场。
他心里琢磨着：能不能把散在四面八方的以前西北军的那些老兄弟们再找回来？
这支力量不是用来反蒋或投共的，而是用来迫使双方停战，避免更大的内战。
这个主意可能显得有些幼稚，但在那个时代却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。
虽然西北军已经解散多年，但内部的联系依然存在。
很多高级将领，比如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、第四绥靖区司令刘汝明、新编第二路军司令孙良诚、第三路军司令张岚峰、第五路军司令吴化文，都曾是冯玉祥的亲信。他们有的是从马弁、警卫做起，一步步升职的。
冯玉祥找人悄悄商量了个计划：各路军队都往徐州集合，大家团结成一个团队，保持中立，不参战，还对南京政府施加压力，要求他们别再打起来了。
他还努力联系那些边缘人物，比如已经起义加入解放军的郝鹏举。
郝鹏举最初是汪伪政权第七方面军的司令官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曾被国民政府收编。后来，他在苏北战场带领部队投奔了共产党。
冯玉祥希望通过与中共方面的沟通，确保如果西北军参与联合行动，不会立刻遭到解放军的攻击。
这种尝试性的接触，显示了冯玉祥不是坐在家里胡思乱想，而是仔细考虑了大家的反应。
但现实很快就浇了一盆冷水。
那些以前的同事，一个接一个找借口不想做。
冯治安说，徐州的防守压力大，自己忙得脱不开身；刘汝明讲，部队正在练兵，没法调动；孙良诚愁的是粮饷不够，士兵们的士气低落；张岚峰和吴化文呢，干脆就不露面了。
大家没说不行，但也都没表示同意。
事情很简单，伙计们心里有数：冯玉祥这会儿啥都没有。
没有军费，没有地盘，没有中央支持，甚至没有一个正式职务。
跟着他干，风险很大，收益为零。
徐州这个地方很敏感。
它位于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的交汇处，是南京的北大门。
东边的连云港有中央军驻防，南边的蚌埠是汤恩伯兵团的重兵所在，北边的青岛和济南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。
假如西北的军队真能集结起十万大军，直接扎营徐州，结果呢？顶多撑不过三天，就会被包围得连个缝都钻不出去。
老蒋绝对不允许有一支自己管不着的军队堵在国都的门口。
所以，这些将领宁愿装糊涂，也不愿趟这趟浑水。
冯玉祥那股子劲儿鼓足了几个月，但最后就像一场风，无疾而终。
他寄出的信件石沉大海，派出去的人也空手而归。
他努力想组织的“西北大军团大聚会”，始终像是画在纸上的图案，没能在现实中成型。
不过，这件事可没逃过蒋介石的眼睛。
老蒋那套谍报网络早就锁定了冯的行踪。
过去掌过兵的人，现在手里没枪了，却开始悄悄跟各地的司令官们串通一气，密谋搞自己的小军队，这事儿可真让人心里发毛。
即便冯玉祥说自己是为了和平，但在蒋介石看来，任何未经中央控制的军事调动都像是叛乱的前兆。
所以，南京那边赶紧动手了。
1946年夏天，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冯玉祥为“水利考察特使”，派遣他前往美国考察水利工程。
表面上是给你大担子，实际上却像是把你一脚踹到边疆。
冯玉祥心里有数，可他别无选择。
在国内，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紧紧握住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人盯着，有时甚至感觉像是被关在笼子里，动弹不得。而如果选择出国，至少还能保留一点自己的尊严和自由。
他接受了这个职位，整理好行囊，踏上了遥远的旅程。
就在他走后的那些日子里，全国性的内战正式打响了。
那些他曾经想团结的老战友，一个个被战火吞噬。
1948年，淮海战役的战场上，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这两个西北军的旧部，他们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默默潜伏。这两位忠诚的将领，在贾汪地区策划了一次起义，这一行动直接在国民党军队的徐州防线戳出了一个致命的破口。
这股起义部队，实际上是当年冯玉祥没能让其合并的那支西北军队伍的一部分。
历史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他的未完成的计划，只是他已经远在万里之外，无法再参与其中。
回顾这段历史，冯玉祥的“西北军大联合”计划注定要以失败告终。
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，而是时代变了。
军阀割据的时代在1928年北伐结束后就已经结束了。虽然地方势力还有一定的存在，但中央政府的权威逐渐增强，统一的趋势无法阻挡。
到了1946年，蒋老头的军队已经全部升级换代，情报、后勤、指挥都集中到一处，指挥官们手里的自主权少得可怜，就像握在手里的糖，快要化成水了。
冯玉祥希望通过旧日的情谊和派系的关系来重组军队，这无异于逆水行舟。
西北军已经名存实亡了。
经过十年的抗日战争、多次的整编和人事变动，曾经被称为“西北军”的部队已经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标签。
部队的番号变了，指挥系统也改了，军官的思想也出现了分歧。
有些人一心跟着蒋老总的，有些人则对共党抱有好感，还有些人呢，就只想着自己的饭碗别砸了。
冯玉祥以为是旧日战友的那些人，实际上早已不是昔日并肩作战的老伙计了。
他想念的那个社区，现在就像一场回忆，只在梦里浮现。而现实中，人们都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算计和保持生存的本能忙碌着。
他出国时，心里或许还藏着一个梦想：在美国喊话，希望国际社会能出手干预中国的内战，让双方都停手。
不过，事情并非如此。美国政府早已决定扶持蒋介石，而对冯玉祥这种“不稳定因素”则敬而远之。
他在国外发表反对内战的演讲，组织华侨集会，写文章批评国民政府，但这些声音在国内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老蒋完全不搭理他，共产党也把他当作过时的军阀看待，两边都不把他当回事。
冯玉祥的困境是，他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大局面，却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。
他不是没眼光，他清楚地预见了内战带来的大灾难；也不是没勇气，他愿意为了防止战争而承担政治风险。
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没看到权力的真面目。
在一个权力集中的体制下，个人的道德勇气和历史声誉，很难抵挡住调令、番号或人事变动的影响。
西北军的衰落，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和政治转变的过程。
从前，咱们国家的军队就像是一群无头苍蝇，各自为政，搞派系斗争。后来，国民政府出现，就像一把大扫把，把这乱糟糟的军队一统起来，集中力量。再往后，军队就跟国家绑在了一起，不再是私人手里的玩具，而是国家强有力的工具。
冯玉祥的军队是靠个人的魅力、乡情和战友之间的感情来维持的。
蒋介石走的是新时代的路子，他用一套全新的方法来管理军队。他靠的是制度的规范、纪律的严格、思想的统一，还有资源的合理分配，这些都是他掌控军队的秘籍。
两种想法一撞，旧的就会被淘汰。
但这并不说明西北军没有任何价值。
相反，它的战斗精神、组织传统、基层动员能力，对中国军队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那些从前在西北军里的将领，不管是国民党的那一派，还是共产党那边的起义部队，大多数都保留了西北军的传统。这传统就是能吃苦、守纪律、打近战和夜战的好手。
台儿庄的胜利不是偶然，淮海战场上的起义也不是偶然。
虽然这支军队解散了，但它的精神和传统保留了下来。
冯玉祥一直留在国外，直到1948年。
那年夏天，他选择回到了祖国。
有人说他想参加新政协，有人说他想调解国共冲突，真相已经没法知道了。
但他所在的黑海船只发生了火灾，最终不幸去世。
官方说是意外，但民间的说法有很多，至今还没有一个定论。
他走了，这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彻底翻篇。
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够以“西北军首领”的身份发声，也没有人能独自号召起数十万旧部了。
回到1946年的春天，冯玉祥将军正坐在南京的屋子里，他不停地写信，甚至派出了人，想要在一切都失控之前把事情扭转过来。
他的心里那份不安，是真的；他付出的汗水，是真的；他遇到的挫折，也是真的。
他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小丑，而是一个被历史洪流冲到岸边的老兵，徒劳地想把散落的船板重新拼成一艘船。
哎呀，海浪玩累了，悄悄回了家，沙滩上现在只剩下一堆散落的玩具碎片。
那些碎片里，有台儿庄的弹壳，有邯郸战场的残旗，有徐州起义的电报，还有冯玉祥写给旧部却从未寄出的信。
它们静静地躺在档案馆、博物馆、私人藏品的角落里，有时候被好奇的人拿起，又轻轻放回原处。
现在没人再提“西北军大联合”，也没人再相信一支旧式军队能改变国家的命运。
然而，正是这些零散的片段，勾勒出了那个混乱不堪、残酷无情却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——一个军阀或许能憧憬和平，一支战败的军队也能赢得敬意，一个失败者同样能留下永恒的印记。
冯玉祥的计划没成功，但他心里的担忧是对的。
内战持续了三年时间，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，无数的城市和乡村被毁。
如果1946年真有一支中立力量出现，哪怕只拖几个月，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。
这就像是一种猜测，但真实的情况是，这只是我们想象中的情况罢了。
历史可不买“如果”这号账。
它只记载了谁做了什么事以及最终的结果如何。
冯玉祥尽力了，结果被放逐，计划泡汤，旧部各自逃生。
这事儿发生在1946年，真相赤裸裸的，冷冰冰的，谁也别想狡辩。
西北军的故事，从来不是讲胜利的。
他们是来自西北贫瘠土地上的士兵，在乱世中努力生存，面对忠诚与生存的抉择，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。
他们有赢的时候，也有输的时候；有人起来反抗，有人叛逃；有人名字被历史铭记，有人却悄无声息地消失。
但他们都是冯玉祥的旧部，都曾在潼关城下立下效忠誓言，都曾在台儿庄的战壕里咬牙坚持战斗。
1946年，冯玉祥试图把这些旧人重新集合起来，并不是为了组建新军，而是想唤回过去的回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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